基于维护法的基本价值、保障诉讼权利和遵守司法裁判原则之立场，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辅助地位及适用范围，通过创造司法裁判工作与人工智能产业的衔接带，适当赋予法官签字权以合法化人工智能辅助审判，保障当事人在人工智能技术时代的多元权利，进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合理、合法运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使命也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主题。

法的实施环节既包括行政机关对法的实施，也包括司法机关对法的实施。从更高的要求上说，政府还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6]。【关键字】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来说，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使命主题具有强烈的规范意义。[28]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执法与司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为人民权益提供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保障。

如果群众有了司法需求，需要打官司，一没有钱去打，二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公正司法从何而来呢？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诉求，就难以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所谓张飞卖豆腐——人强货不硬。同时，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但不论何种形态，它们往往都是松散的文化共同体或文明体系，虽然拥有政治权威中心，但权威力量和权能有限，不能及于统治领域内的每个家庭或个人，显得分散、碎片、多样。

这种现代国家建构的成功模式，在法治领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尤为适用。现代国家建构想要反映在法治维度上，既需要科学立法，也需要有效实施。公民信服司法权威，愿意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诉求于司法权威或司法权威认可的其他权威。建设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下乡等现代国家建构在法治维度的重要工作持续推进，则为民众知法用法提供了巨大便利。

送法下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序幕。当家庭嵌入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们便趋向于眼光向外、面向城市。

所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公共法律服务下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执法可以被看作是法律实施最重要的渠道，而政府是法治实施和推进最重要的力量。科学立法还意味着，法律应当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时代需求，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契合时代精神风貌和社会属性。在一个家庭内部，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以获取家庭的主要收入，年龄较大的父母留在村庄务农，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并照顾小孩。

执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相关研究有更广泛的价值，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可能面临不同的问题，也会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以国家能力作为后盾。这种决定和行动，毫无疑问是现代国家建构在法治方面的重要作为。部分一线执法人员的素养欠缺，且其工作难以被执法机构有效考核。

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指出，国家能力是国家通过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它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领导者通过掌握正规军和警察部队而垄断主要社会暴力。法治建设过程中，既有国家改造社会的科学设想，也有政权体系的精准施工，还包括国家机构在法治实施情境中聚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执行实施、优化执行效果的具体努力。

20多年后，站在新时代，再用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司法实践和历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其历史方位和理论意义。然而，前述两个方面的学术贡献还不足以体现《送法下乡》的高度。

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基层社会还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国家权力在其中相对松散弱小。当前，中国的法治发展已经突飞猛进。乡村社会存在多元的正义观和价值系统，它们势均力敌，没有一套正义观和价值系统能够占据绝对的竞胜地位。现代国家的建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度设计、政策推动、反复调适——有时甚至需要先对旧的传统国家体系进行破坏——来逐步实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送法律服务下乡，建议通过国家拨款、社会赞助、律师奉献等措施，为农民提供无偿或低报酬的法律服务，培养农民有了纠纷不找族长找律师的法律意识。在拉开了一定的时间段后，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本著作，以20多年的学术发展实践为背景去检视其学术价值。

然而，随着中国城乡社会的快速发展，乡土中国的形态已然发生变化。此时，具有主动性的、与地方社会状况相结合的送法下乡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诉讼、人民调解、信访、行政复议、仲裁等的多元畅通的权益救济体系。以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参照系，中国的执法就相当有力度，也体现了较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法治维度。

从法治实践看，虽然司法体系是贯彻国家法律的重要渠道，但执法是比司法更加重要的维度，更能体现现代国家建构的效果。此外，现代国家建构的法治维度远远不止司法维度，还包括执法维度，更广泛地包括法治规划、立法、法律实施等。

因此，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关联方式与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都正在或已经发生质变。更加关键的是，基础设施与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国家权力不再受制于山高路远和熟人社会的对外信息不透明。它是迎法下乡的物质基础，是法治运行的基础条件，也是国家权力生产的重要依凭。由此可见，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创立权威并使之真正实现的战略性选择，是在边缘地带重建国家权力支配性的方式，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现代国家建构的有效方式。

为适应这种状况，我国需要建设全面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第一编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问题及其理论指向。

而处在当前结构混乱的社会基础上，基层司法的样态必然有所不同。苏力将送法下乡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视野中，建构了至今有效的话语平台

如果学者们提出的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主张是要求我国法律实践活动尤其是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在证据采信、法律事实认定、司法裁判中，都一律以日常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为准而无视、忽视或者弱化法学的科学常识，那这种主张就是需要再检讨的。事实上，将常识纳入法学的理论研究之中，本就是法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无论是任何科学还是哲学，其理论研究都必须将常识作为其基础和出发点。

法律常识既具有日常意义，又具有法治意义，还具有理论意义。常识好比飞机场，哲学好比飞机，哲学从常识中起飞，不管想象力把它带得多远，飞得多久，它总得折回到常识中来，重新在常识中获得信心和力量。但是，法律反映民意、常识和常理的问题，首先应当在立法领域来解决。俞吾金教授说：纵观整个哲学史，哲人们的思维都在常识与哲学的两极中摆动着。

马荣春教授先后提出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即常识化）、犯罪构成新体系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即常识化）、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情、常理化（即常识化）。如果他轻视关于常识的信念，这只表明他对他所进行的探究的真实目的毫无所知。

反过来，没有常识这一土壤，也就没有科学的枝繁叶茂，但他似乎是将超越做否定或者无视抛弃来理解的，而我们对超越的理解是以承认常识、以常识为基础并将常识所内涵着的那些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纳入法律理论之中的，因此，法律理论确实是对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的突破和超越，也就是对这些常识的扬弃，而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些新产生的法律理论所包含着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又会缓慢而渐进地成为社会中的普通人们所具有的新的法律常识，如此循环而实现法律常识的不断修正更新和法律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生活的大众就是常识的边界。

我们似乎同样可以说，法律理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律常识对其进行的生命赋予和生命力传递。对于社会而言，尊重、遵循基本的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社会就能够大体上和谐、稳妥、平衡地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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